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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与电报各商董再四熟筹2019/4/2萧松

时间:2019-04-0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70年前,1949年的元宵节,北风呼啸,气候寒冷,但是北平市人民的心里却是暖融融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把大红灯笼高高地挂了起来,人们一大早便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参加庆祝北平解放大会。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1949年2月16日以北平人民的狂欢

  70年前,1949年的元宵节,北风呼啸,气候寒冷,但是北平市人民的心里却是暖融融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把大红灯笼高高地挂了起来,人们一大早便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参加庆祝北平解放大会。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1949年2月16日以“北平人民的狂欢节日”为题,援引新华社2月12日的报道说:“今天元宵佳节,北平市20余万人大集会,狂欢庆祝解放。”

  1949年2月12日,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元宵节。这天,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在广场隆重举行北平解放庆祝大会。新华社的报道说:“自上午9时起,参加‘北平市各界庆祝解放大会’的人流,即分路进入大会会场。至中午12时止,仅中华门一个路口处签到登记的,即达114250人。外,招展着数不尽的彩旗,御河桥畔拥挤着人山人海。开会前近百个秧歌队、军乐队、高跷队、旱船队、武术队、化装宣传队,演唱不停。爆竹声、鼓乐声、口号声、欢呼声,融合成一片。”“一个从政府过来的公务员对旁人讲,一个月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如今她笑了。”

  据《新华日报·太岳版》1949年2月19日报道,人民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矫健的步伐,扛着闪光雪亮的钢枪,最早来到会场。几乎每个连队都升起各种颜色的奖旗,战斗英雄们胸前佩戴各种勋章,最多者一人戴了4枚。杨村至丰台段的铁路工人,在2月12日凌晨2点半就起床,一大早赶到广场。1000多名三轮车、人力车夫停业一天,兴高采烈前来参加庆祝大会,他们还自发地凑钱买了五颜六色的彩纸,制作成许多小旗子,在手里举着。一位年纪约有50多岁的老车夫扬眉吐气地说:“以前,我们受尽了气,有些人把我们看作是牛马。军警把我们当作鸡犬。庆祝北平解放,咱们就高兴了,因为我们不再受人欺侮了。”

  新华社的报道说,北平市有组织、有统计前来参加大会的大中小学就达到144个单位,还有自发而来的。有51个秧歌队和锣鼓队,宣传标记也花样繁多,仅清华大学,彩色旗帜标语就有250多面。学生行列中,大的、小的、方的、圆的毛主席画像有32个。大会场南面的中华门,在没有正式开会之前就挤满了人,使得许多单位没法签到,许多零星入场的市民也无法统计。一名负责签到的学生很惋惜地说:“今天到会的人,难以有确切的数字。光是我这个签到处,至少有两万人没有登记。”

  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平艺专的师生们,他们抬来了连夜绘制成的八幅六尺宽、八尺长的领导人肖像和宣传漫画,其中有主席和朱德、、等将军像。主笔是董希文,他成为绘制城楼毛主席画像的第一代画家。这些领导人画像同时悬挂在主席台所在的城楼上,的画像悬挂在居中上方位置。挂上这么多领导人的画像,这是自建成后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城门上挂着写有“庆祝北平解放大会”几个金字的红色横幅,中间有“工、农、兵、学、商”塑像,工人、农民高举斧头、镰刀,一颗红星挂在雕像上方。

  中午12时,一直阴沉沉的天空飘起了一片片雪花,但是没有一人因下雪而退缩。下午1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音乐声和礼炮声中开始。庆祝大会由萧明、李连山、袁恃、萧松、杨伯箴、张晓梅、杨造新、张奚若、许德珩、黎锦熙、严景耀、刘一峰、卢联贵、程子华、李葆华、徐冰、钱俊瑞17人组成主席团。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北平第一任市长身穿毛领军大衣,头戴一顶棉军帽,第一个健步走上设在城楼上的主席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让我们在自由的天空,自由的城市里边,来庆祝北平人民自己伟大的胜利。北平人民不仅仅是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而且北平的和平解放,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榜样。这是与中国正确的领导,人民领袖的战略天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分不开的。”宣布了北平市委、市政府当前的6项主要任务,他最后说:“(我们)在中国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下,在人民监督和协助之下,坚决地为完成上述任务而斗争。北平人民解放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及工人代表李连山、妇女代表徐世荣、解放军代表姜世法、学生代表萧松先后发言。张奚若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敢于直言,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判的腐败和独裁,是当时国民参政会中蒋介石最怕主动质询的四个人之一。1946年,他发表“废止,取消个人独裁”为主题的演讲,引起巨大反响。这次,他以自己亲眼所见,感慨地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替人民服务的政党。有了这样的政党和军队,这是我们的幸运,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大会举行了向中国、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献旗仪式,还向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全国人民发出三封致敬电。在致全国同胞的电文中说:“全国各界同胞公鉴:北平解放了,一个数百年来封建统治的堡垒被摧毁了,我们北平二百余万人民,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被解放的喜悦。北平已经成为人民的北平了!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大会结束后,人们举行盛大游行活动。当游行队伍刚出发时,天空中密布的云层里隐隐地现出太阳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队伍分两路游行,东路由并列双行的宣传彩车为前导,从出发,由王府井、东华门、景山、北海、西单牌楼、西交民巷到前门。西路经西四牌楼、新街口到西直门。游行的队伍里,有一条飞舞着的红色游龙,上面绣着“建设新北平”几个醒目的大字,博得群众无数的喝彩声。这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杰作。报道描写了一个细节:一个卖豆腐的小贩看见游行的队伍,兴高采烈地说:“不让咱们过初一、十五,咱们今天可好好过一下子了!”

  当夜幕降临时,游行队伍才散。意犹未尽的人们在回家的路上欢快地唱着:“月亮出来明又亮,来了救星……”万家灯火,绚丽多彩,将北平城的夜空映照得斑斓缤纷,嘹亮的歌声响彻在空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电话业务,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了自己使用电话的历史。

  盛宣怀题为《由中国电报总局开办电线字,却涵盖了自主开办电话业务的意义、电信业务发展的趋势以及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的方式等,其语言之精炼,蕴意之深刻,堪称佳作。

  如此一部奏折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呢?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线日,清朝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受邀访问某电气厂,参观刚发明不久的电话,郭嵩焘当时的日记称其为“声报机器”。郭嵩焘及其随从张德彝亲自尝试通话,算是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打电线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租界内开办“德律风(电话)”业务,仅比美国电报公司晚一年,上海由此成为最早拥有电话的城市之一。同年,英国人在租界试用电话。此后,洋商纷纷开始筹划在当时中国的各通商口岸开办电话业务。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即公元1899年11月19日,时任督办电政大臣大理寺少卿的盛宣怀向皇帝提交了奏请开办电话业务的奏折,《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将这一历史事件记录为:“督办铁路大臣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奏:电报公司拟添设德律风,杜外人觊觎之谋,保电局已就之利。允之。”这是中国官办电话真正的起源。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904年1月2日),北京电报局试办的第一个官办电话局于东单二条胡同开始运营,安装磁石式人工电线门。显然,北京的官办电话思路与盛宣怀的奏折是一脉相承的,这应该算是对盛宣怀的奏折最直接的回应。

  盛宣怀,生于1844年11月4日,卒于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号次沂。江苏常州武进人,清末官员兼官办商人,洋务派代表人物,近代著名实业家,其一生创造了诸多第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

  1870年春,虚岁27岁的盛宣怀经杨宗濓举荐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他常常“日驰数百里”忙于军需。作为文案,他又“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官皆敛手推服。”盛宣怀凭着办事一贯事必躬亲,实事求是,力求实效和精明练达的作风,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一年多之后,其官衔就升至知府、道员。

  由于盛宣怀是李鸿章的经济代理人,需常去上海。十里洋场,让本来就对经世之学深感兴趣的盛宣怀胸襟大开,决定走“办洋务”的路子,向李鸿章建议自办轮船,以争利权。从此,盛宣怀就从李鸿章的幕僚中走了出来,在李鸿章的领导下开始在充满了机遇、艰辛和诱惑的洋务战场上攻城拔寨。盛宣怀办洋务更多地考虑从洋人手中夺回属于中国人的利益和权力,这种思想来自其少年时代目睹战乱带来的烽火连天、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他,立志要实业报国,济世救民。

  盛宣怀通过办洋务成为全国商人中的首富,去世时留下巨额遗产。他还曾先后任天津海关道、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他首创“东南互保”,又曾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因之逐渐淡出政界和商界。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

  近百年来,对盛氏评价虽毁誉不一,却难掩其事功,他是近代中国电信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

  再德律风创自欧美,于电报为支流,如江河之水支流之分泄多,则正流之水来源微,是德律风本与电报相妨碍者也第。新理日出人情喜便,无智愚长幼之别,无学习译录之难,入手而能用,着耳而得声,坐一室而可对百朋,隔颜色而可亲謦,此亘古未有之便益,故创行未三十年偏于各国。其始止达数十里,现已可通数千里。新机既辟,不可禁遏。然使与电报各树一帜,则涓涓分派积久而可断正流。日本电报、德律风统归递信省,学生教于一堂,机器出于一厂,诚深知事权之不可分也。

  中国之有德律风也,自英人设于上海租界始,近年各处通商口岸,洋人纷纷谋设,吴淞、汉口则请借杆挂线矣,厦门则请自行设线矣。电报公司竭力坚拒,但恐各国使臣将赴总理衙门要求,又滋口舌。一经应允,为患甚钜。况西人耽耽逐逐欲攘我电报之权利而未得,其闻沿江沿海通商各埠若令皆设有德律风,他日由短而达长路,由传声而兼传字,势必一纵而不可收拾。不特中国电报权利必为所夺,而彼之消息更速于我制防,不早补救何从?现在官款恐难筹措,臣与电报各商董再四熟筹,惟有劝集华商资本自办德律风,与电报相辅而行。自通商各口岸次第开办,再以次及于各省会各郡县,庶可预杜诸邦觊觎之谋,保全电报已成之局。如蒙俞允,当再劝谕电商招集股本,一切事宜随时咨询,总理衙门察核妥为筹办。

  地铁新机场线将北延至丽泽商务区,“丽泽”之名源自800多年前金代中都城丽泽门。

  据《丽泽书院史话》载:“‘丽泽’二字出自《周易·兑卦》:‘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有连的意思,兑为‘泽’,上下皆兑,有两泽相连,互相滋益之象。结合人事,朋友互相讲所不明之理,习所不熟之理,也可双方互相滋益。”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宰相蔡京以大兴豪华宫殿,取媚于徽宗赵佶,扩建都城汴京(今开封)的延福宫。该宫原来在皇城内后苑西南部,是一座普通的建筑,此次扩建将其移至大内拱辰门外,建筑规模宏大,徽宗赐名“延福宫”。其东门因朝向东方,为最早迎来朝阳之门,称“晨晖门”。而西门不远处有二湖以桥相隔,故以《易经》聚朋论道之典故,取两泽相连,其水交流如君子交流学问之意,称“丽泽门”。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题有《丽泽门》诗,赞誉其门之景致:“丽泽门西日未俄,水明沙净卷纤罗。绿琼洲渚青瑶嶂,付与诗工敢琢磨。”

  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完颜亮发动政变,杀死熙宗后登上帝位,史称“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他以上京“僻在一隅,官艰于转输,民艰于赴诉”为由,决定将国都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今北京)。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并任命尚书右丞张浩和燕京留守、大名尹卢彦伦等仿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规制兴建新都,即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南、西三面扩展,增修宫殿,扩大皇城范围,并采取外城、内城、宫城回字形相套的布局。

  据《北京城史话》载:金中都外郭城的东南角在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南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外郭城东、西、南各开3个城门,北城垣有4个城门,共13座城门。东侧各称施仁门、宣曜门、阳春门;南侧各称景风门、丰宜门、端礼门;西侧各称丽泽门、颢华门、彰义门;北侧各称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其中西侧的丽泽门位于南端,其建筑形式及名称完全是仿照汴京城延福宫西侧的丽泽门。

  金中都在历史上仅存在了62年,贞祐三年五月初二(1215年5月31日),中都被蒙古军队攻陷,城池遭受毁坏。元取金中都后于至元四年(1267年)在距旧都城东北三里处修筑新都,称“大都”。多年后中都旧址废为郊野,踪迹几无。

  明嘉靖年间在金中都北侧会城门旧址一带形成村落,称“会城门村”,由此金中都13个城门之名除这一个被沿用外,其他12个城门之名均消失。

  有关丽泽门所处的位置,存在一定争议,经过地理学家多方考证,最终在马连道水源四厂北侧找到了丽泽门的遗址。这个位置与《金史·志第十六·礼八》中“泰和六年(1206年),诏建昭烈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丽泽门内”的记载大致相符。

  1991年11月,在西三环南路与丰台北路交会处,建成了一座不完全互通式双层立交桥,长83.5米,宽29.2米,因大致邻近历史上金中都丽泽门的遗址,故称“丽泽桥”,由此使一个消失了700多年的老地名得以恢复。1999年9月,在丽泽桥与菜户营桥之间修建了连接西南二环、西南三环的城市主干道——长2.9公里、宽80米的“丽泽路”。以丽泽路为主线,也就是在金代中都城丽泽门遗址所处的大致位置,北京新兴金融功能区——丽泽金融商务区正逐步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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